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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父亲有感观印象的时候，父亲已不再留中分的发式了。我对父亲留着分头的印象来自家里那本褐色的泛着尿床孩子褥子上那种痕迹的影集。影集里那一时期的父亲，留着分头，高昂着清秀的国字脸，他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怀疑：这是我的父亲吗？这不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高营长吗？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亲，我又不得不信了。因为我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高营长合这么多影的。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时认识的父亲跟影集里的父亲走样走得邪乎：他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已荡然无存，一种底下推上去、顶上向后梳的那个层次的干部们比较常见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两样儿。脸不再清癯，那种国字型的脸一旦发起福来，一下子就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跟他首长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背着手慢腾腾走路的习惯，真有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
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比较复杂，不太好说。我记事时母亲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四十多岁的母亲脸上保养得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肤色很白，皮肤很细，这两样给她的年龄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时，有一篇课文里提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样一个当时我还不知是褒是贬的词句。老师在讲台上起劲地解释“徐娘”和“风韵”的时候，我脑袋里一下子就有了母亲那张白皙细腻的脸。我相信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我是最先明白并深刻领会这个成语所表述的四十多岁女人的模样的。为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徐娘”，我心里别扭了好些日子。
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相当于一级的首长，在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他和王海洋的父亲同是最高长官。我那时觉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称呼比我父亲政委的称呼要有气派有尊严得多，我觉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处骂人，我父亲这个政委却不行。政委要随时随地在脸上给大家以温暖，让大家可以随便靠近他。我觉得这不太带劲。
我家住在营房的最后边，也可以说是最上边。那座有着红色瓦顶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建在一个半山坡上，左边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样的院子和房子。这两个深宅大院简直有些目空一切，它们威严地俯视着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的部队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连部属们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琐事也要瞭望一样。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向下瞭望着袅绕炊烟和比例缩小了的行人，马上有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感觉在我的肢体内像菌类一样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够我们七个骨肉同胞在里头捉迷藏胡闹的，那种像小刀划在玻璃上一样尖锐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这里是一所小学校或托儿所什么的。这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景象对我家左边的邻居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王海洋他妈妈常年有病，医院里，在家这半年也是皱着个眉头紫着张嘴唇大喘气的时候居多。独子王海洋的孤单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进出我家大门极为方便，有时甚至连门也不用进，索性翻墙而入。反正我家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多他一个不扎眼少他一个也不觉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几一样长在我们家，后来竟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入赘进门当了倒插门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过这已是他妈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后的事情。
我父亲的工作很忙，他对我来说有时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背影。我母亲同王海洋他妈一样深居简出，但我母亲的面部白皙气色极好，只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不似王海洋的病妈那样，总是深情地爱抚在王海洋猴子一样干瘦的脸上。我母亲从不这样，她那双大而炯炯有神的美目总是穿越过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头顶，落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好像那里有她另一群子女和另一个家。
母亲总是一副很烦我们的样子，对我们七个小活物没完没了接连不断的要求和纠纷始终缺少一份做母亲应该有的耐心。她大部分时候是皱着眉头听我们说话，听不到一半她就会挥着手不耐烦地把我们从她身边轰走。她的这种继母似的态度跟我们的父亲简直没办法相比，因此，我们兄弟姐妹在情感上比较亲近我们胖胖的长得没什么特点的当政委的父亲。
父亲虽然总是来去匆匆，但如果他在家，他总是能尽量地同我们打成一片。他纠正哥哥们做的弹弓，说：“笨蛋，这能打鸟吗？这连鸭子都打不着的”。接着他便找来工具，撅着肥胖的屁股蹲在地上敲敲打打。哥哥们拿着经父亲改进过的轻便顺手而且射程提高了不少的弹弓，打鸟打鸡打鸭子，偶尔也捎带着打人家的玻璃。玻璃的主人呼啸着冲出来，冲着哥哥们兔子般逃窜的背影，气得破口大骂：“×你妈！”
玻璃主人们骂的不是对弹弓进行了改造和对其后果负有一定责任的我父亲，而是对弹弓同样深恶痛绝并把玩弹弓视为乡下野孩子的我的无辜的母亲。
父亲对我们姐妹的态度跟对我的哥哥们有着深刻的不同。这种不同像一个老农在他的土地上种上玉米、小麦这些赖以生存的主粮后，又在田头地边上捎带着栽上点豆角、黄瓜之类的副食一样。主食是活命的必需，副食则是在有了主食以后对生活的奢侈。我的父亲虽然远离了农村，远离了田间地头，虽然明白了许多科学的先进的唯物的类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道理，但在父亲脑子里那块由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上，却顽强地根深蒂固地生长着由他的祖祖辈辈们栽种下的几蓬杂草。因此这怨不得父亲，可以说他基本上算是属于无辜的。
无辜的父亲虽然受了父亲的父亲乃至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愚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我们姐妹深厚的爱。其实我们只要能体会到这种爱的深厚就行了，对他主食和副食的潜意识用不着去深究。实话说，我们姐妹真的很爱很爱我们的父亲。
父亲经常背着母亲给我的已经知道臭美了的姐姐们一些毛票小钱，让她们买回些粗的细的空心的实心的塑料头绳花花绿绿地绑在头上。对我这个乳臭未干屁事不懂的老闺女，父亲最乐意做的是抱我在他的怀中，用那些短粗的胡楂扎我，听凭我在他怀里扭曲怪叫，这时候父亲就哈哈大笑。多少年过去了，父亲那种哈哈的笑声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我的耳边。那种慈爱是我在我母亲身上永远无法体验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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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跟父亲在青岛这座景色秀丽的海滨城市结婚时，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古话还没有实际性的认识。虽然她万分委屈地嫁给了我父亲，但对婚后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安逸的日子基本上是满意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废弃了“军官太太”这个词汇，但她的姐姐—我的姨妈私下里经常用这个过时的词戏称她，我母亲也就半推半就地受用着。母亲做梦也没想到，她嫁的在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海军上校的丈夫广义上讲其实也是个兵。因此，在父亲接到去一个边防要塞任职的命令时，她竟气愤地骂我父亲是“骗子”，说我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十足的大骗子”！她那泪流满面的样子，真像是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的良家妇女。
父亲提着一个柳条箱独自到要塞赴任去了，据说母亲竟连出门送他一送都不肯。母亲拖着我的大哥国庆抱着我的大姐亚洁肚子里揣着我的二姐亚萌，固执地留守在青岛海军基地一套日式营房里。但母亲那种誓与青岛共存亡的架势不到半年就没了气势，虽然母亲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帮佣，但她渐渐地竟有了身心交瘁、力不从心的感觉。舅舅和姨妈趁这个时候帮助我的父亲攻进了青岛那座日式老宅，母亲又一次向父亲举起了依然纤细的双手，拖儿带女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
父亲任职的要塞，是一些散落在一道狭长海岸线上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母亲一踏上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要塞区最高首脑机关的岛屿，就被这里的荒凉、闭塞和单调气得够呛。但这个时候回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已被青岛市注销了城市户口，手里的盖着大红章子的随军迁移证告诉母亲：热爱海岛、保卫海岛、建设海岛、繁荣海岛是她唯一的出路。当时，这样的豪情满怀的口号被守岛的军民用海边的鹅卵石铺排得到处都是。母亲看着这个架势，知道一切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母亲轻轻叹了口气，竟认命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她的青岛籍贯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要塞区有一个文工团，那里堆积着许许多多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的女文工团员，甚至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侨的女儿。母亲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在于她的青岛籍贯，也不在于她残存的秀丽。母亲令人频频行注目礼的原因在于她当主任的丈夫—我的父亲。父亲那时的面容虽然还清癯，但他作为政治部的一号首长，掌管着岛上大大小小军官们的政治生命和仕途，人们在注目着父亲的同时把余光扫射到我的母亲身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这种注目礼支撑着母亲的精神。我猜想，母亲那段艰难的适应时期大概就是拄着这一束束的目光走过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借着月光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打着坦率的呼噜的男人，在心里安慰自己：我还图什么呢？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精神上的快慰吗？
母亲开始了无可奈何的热爱海岛的生涯。保卫海岛的事不用她这个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操心，建设和繁荣海岛是她能够做到的。但岛上没有工厂没有企业，她从青岛那家老字号药店开出的关于工龄、工资诸多条条的工作调函几乎成了一张废纸。母亲那时因为肚子的不方便竟还暗自窃喜这种没有工作可做的轻松和自在，等她回过味来觉得万万丢不得这份国家正式工作时，那张调函就真的只能用来擦屁股了。母亲成了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无事可干的随军家属，她跟那些从农村随军来的家属从形式到内容完完全全地统一了。
我和我上边的几个哥哥姐姐，就是打劫着母亲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潦倒心境乘虚而入欢天喜地地挤进了这个热热闹闹的世界。
以我现在这种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去体会当年的母亲，我给予母亲以相当的理解。试想，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种环境，我母亲除了生孩子还能干点什么呢？你总得给她点成就感吧。
父亲又一次在心中暗自窃喜。父亲把母亲的又一次失败看成是他又攻占了一个敌人据点。
父亲自从娶了我的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除了享受着母亲的年轻貌美外，还收获了一群数量不菲性别齐全的儿女。再就是，父亲又兼容并蓄了一些很烦琐零碎的东西，这些烦琐零碎的东西几近鸡零狗碎，令父亲这种有身份的男人不太好启齿。像饭前便后洗手，像饭后用温开水漱口用湿毛巾揩嘴，像睡前要洗脸洗脚洗屁股等等。有一次父亲在跟他的老乡喝酒时喝得过了点，借着酒劲竟说了句哲学气息相当浓厚相当耐人寻味的话。
父亲说，农村包围城市能解放全中国，城市包围农村能过上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