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间看到刘柏君关于《太阳过宫的时间及天月将的确定》这篇文章，让我陷入了沉思，现将文章摘录如下：
太阳运行在某一宫次，该宫便为天月将（以下简称月将），其起用时间，从太阳实际过宫之日起算（用二十八宿宿度标识，见下图）。即日躔斗12度起用大吉，日躔女8八度起用神后，日躔危16度起用登明，日躔奎5度起用河魁，日躔胃7度起用从魁，日躔比12度起用传送，日躔井16度起用小吉，日躔柳9度起用胜光，日躔张18度起用太乙，日躔轸12度起用天罡，日躔氐5度起用太冲，日躔尾10度起用功曹。
根据景佑元年甲戌（公元年）冬至在斗宿6度26分推算，约70.6年相差1度，这是由于春分点的缓慢西移，引起了日躔位置的相应退度，即所谓“岁差”。尽管十二次或十二宫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它是人为定义的，在宇宙中是不见其痕迹的。所以，人们从黄道定义的24节气来判定太阳的视运动位置。也就是说，年立春时，太阳运行到女宿4度，到年立春时，太阳运行到女宿3度。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太阳过宫躔度是不同的，也就是时间季节不同：
a.公元前年左右，太阳过宫的躔度与当时定义的十二次躔度恰好相同，所以，交节即换将。例如公元前年立春时，太阳运行到危16度，恰好是诹訾宫的入宫宿度，即立春正月换登明亥将。
b.公元年左右,唐朝李淳风和唐开元年间，与公元前年的时间相距约多年，按照每70.6年春分点西移1度，则公元年左右，黄道共西移了约15度，相当于15天后的中气，所以，该时代是过中气换本月将。
c.公元年，正值宋朝景佑元年，与公元年相距年，按每70.6年迁移1度，则与唐朝李淳风时代相比迁移了约5度，所以，该时期是过中气后5天左右换本月将。
d.公元年，与宋朝景佑元年相比，时间相距年，按每70.6年迁移1度，则春分点西移了将近14度，也就是说换将的时间又滞后了14天，就相当于交节后4天左右换上月将，这是年到年期间太阳过宫换将的时间。
例如：立春时太阳的躔度是女宿4度，而女宿8度是玄枵（子宫）的起点，加上4度（加4天）才进入子宫，也就是说立春后4天换神后子将，这与传统的“正月登明亥将”的说法出入甚大，当引起大家的注意!古人尚知换将时间的调整，今人万不可固执“中气换将”这一唐开元年的做法。详细情况，笔者归纳为以下图表。
后面的内容，笔者就不摘录了，刘柏君的这篇文章是建立在太阳黄道12宫与28星宿组合恒定不变的情况下的月将，那这样讲的话，确实月将会有一定的变化，即会随着岁差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当前的月将也确实不能用中气换将来算了，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一直坚持使用中气换将呢？查阅了很多资料，终于找到了原因，在《明史》中有云：“黄赤宫界十二宫之名见于尔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故宫有一定之宿，宿有常居之宫，由来尚矣。唐以后始用岁差，然亦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宫与星仍旧不易。西洋之法以中气过宫，而恒星既有岁进之差，于是宫无定宿，而宿可以递居各宫，此变古法之大端也。”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参考这篇论文《明清之际官修历书中的编新与述旧》，看完就能明白其中的缘由。
笔者摘抄一部分内容，以供大家参考：
明代《大统历》承袭自元代《授时历》，其中载有日躔黄道十二次日时刻及分计算方法。由于日躔次或宫的时间根据太阳实行度推算，而节气采用平气注历，即在天正冬至基础上加气策推算而成，因而节气日时与日躔入次日时没有精确对应关系，甚至有数日之差。这一差异体现在每年颁行的“岁次大统历书”中。如《大明嘉靖六年岁次丁亥大统历》三月节气时刻及入次信息如下：十三日庚寅午初初刻谷雨，三月中;二十八日己巳申正二刻，立夏，四月节……而该月二十一日戊戌申初三刻后日躔大梁之次，宜用癸乙丁辛时[6]。从十三日到二十一日有八日之差。因此，利玛窦等将日躔十二宫与二十四节气对应起来，与明代官修历书中的规定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过，利玛窦等翻译的书籍并没有得以推广，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强烈反应。
其后，徐光启（—）组织编译《崇祯历书》，提出“融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总体目标。大体意思是，保持大统历法基本框架不变，将西方天文学中的材质融入其中。当初，在设定治历目标时，徐光启提出三步走的构想：第一，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第二，翻译既有端绪，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第三，事俊历成，要求大备。或许是受此影响，十二宫的译名方案也有所调整。《崇祯历书》分五批进呈。第一批进呈的《测天约说》由传教士邓玉函（JohannSchreck，—）翻译，其中的十二宫采用了传统十二次的名称，对应关系与利氏的无异（表2）。即以冬至点为起点，将黄道均分为十二份，每一份为一宫。并规定：太阳交宫时刻为中气，交宫中点为节气。因此，十二宫与二十四节气有固定且精确的对应关系。
首批进呈的历书还包括《日躔历指》，详细地介绍了太阳运动模型和算法。由于规定入宫时刻与中气时刻严格对应，故此，只给出了节气时刻的计算法，无专门讨论日躔入宫方法。清初岁次时宪历系依据《崇祯历书》改编的系列历书推算而成，其中的太阳入中气时刻与日躔入次时刻相同，只是出于精简考虑，省略了入次刻后面的分数。书末还附有各种立成表，包括太阳平行表、均数表以及变时表等。这些表封装了复杂的三角函数运算。根据历书中的立成表，只需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即可求出日躔入宫的时刻。诸立成表中，加减差（《历象考成》中称为“均数”）尤为关键，其中的数据是根据太阳运动模型和几何知识推算出来的。《日躔历指》中太阳运动模型为偏心圆结构，如图1所示。太阳以甲为偏心圆的模型中变速运动，离甲远的地方速度小，近的地方速度大。
实际上，上述模型不仅提供了计算方面的依据，还具有宇宙论方面意义。图中内圈为太阳运动的轨道，外圈则为黄道。对此，《测天约说》有专门的论述：
天之运动，三曜皆有两种运动，宜以两物测之，犹布帛之用尺度也。七政恒星皆一日一周，自东而西，则以赤道为其尺度。又各有迟速本行，自西而东，则以黄道为其尺度。凡动天皆宗于宗动天，故黄、赤二道皆系焉。[7]
可见，新法中黄道并非仅为日行之道，而是位于宗动天，为天体运动的参考。耶稣会士来华之际，正值西方天文学革命之时，但当时的传教士对日心说鲜有提及，致力于介绍传统的地心说。在五花八门的地心模型中，关于黄道的安置基本一致，均位于宗动天。
有意思的是，这一高度自洽的计算体系是建立在西方黄道十二宫坐标体系之上的，而此体系却是通过中国传统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这一桥梁引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传教士与其合作者们通过移花接木之法将西方黄道十二宫引入了中国。清代士人对传教士的这一做法有深刻的认识，《明史》有云：
黄赤宫界十二宫之名见于尔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故宫有一定之宿，宿有常居之宫，由来尚矣。唐以后始用岁差，然亦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宫与星仍旧不易。西洋之法以中气过宫，而恒星既有岁进之差，于是宫无定宿，而宿可以递居各宫。此变古法之大端也。[8]
尽管作者未对此变故进行褒贬评价，但从其叙述可看出这一转变的重要性。
实际上，西方天文学是一套高度自洽的计算体系，在引入过程中即显现出巨大威力，主要表现在日月食等特殊天象的预测，以及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力等方面。但是，当这一体系在从幕后走到台前，清初正统化之后，却引起中国士人的强烈反弹。
论文的结论：明末传教士在译介西洋黄道十二宫时，采用了中国传统十二次的名称，通过将其与二十四节气精确对应的方法，实现了移花接木的转变。因此，最初的转变，是传入中国的新法或西法，贴上了旧标签。明清鼎革，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积极顺应形势的转变，将已编好的《崇祯历书》删改，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献给新朝廷，新法迅速得以正统化。康熙晚年决定修撰《考成》，其中的太阳运动模型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双轮结构。用于推算模型参数的观测数据非常精确，但最终得出的结果却与之前历书中的参数无异。其中的双轮模型只是形式上的创新，或许只是为了应付康熙皇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