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柳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
杜深忠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主人公之一。
数十年里，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梦：关于文学，琵琶，一种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
村庄奚落他痴人说梦，不务正业。
他也曾尝试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学创作”，在山东各地干苦力讨生活，却一次次溃败而归。
现在，杜深忠68岁了。
他把自己圈养在沂源山区破败的老屋内，放弃了土地，也放弃了文学与音乐。
回忆起人生，他坦言自己是畏葸不前的“一个懦夫”。
这个一生背对生活的人，仍旧保持着痛苦。
把自己放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伊凡习惯将人比作羊群。
怯懦、温顺、愚蠢、盲从的羊群。
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农民杜深忠也用同样的比喻总结自己的一生。
他说农民就是羊群，赶到哪走到哪，自己也是羊，被赶了一辈子。
而现在，杜深忠决心不再顺从。
他抛弃了土地，几乎不去地里，也刻意地让自己不再想起24节气——作为果农，24节气一直驱赶着他的一生。
立春，给苹果树打药上肥。
谷雨时节苹果花开，点花粉。
小满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
属于苹果的日历，是悬在杜深忠头顶重复又无望的日与夜。
在两亩苹果地，90多棵苹果树间耕耘近40年后，68岁的杜深忠说他不愿再踏进地里。
他说：“我把大量时间用在无谓的事情上，唯独把自己给忘了。”
让自己忘记节气后，时间变得晦暗不清。
他用另一种时刻表继续着自己的生命：天至少琢磨、攻克《九成宫醴泉铭》里的40个字，7天从头至尾练习一遍《九成宫醴泉铭》。
7天后，周而复始，又是新的40个字。
下午6点钟，余晖尚能照亮院里土胚掉落的灰黄色墙壁，光线却几近消失在屋内。
几乎像是偷光，杜深忠立在靠窗的书桌前，铺开宣纸，开始写字。
左手按压着纸，右手臂筋脉凸起，悬肘向前。
落笔前，大臂和捏笔的指尖细微颤抖。
保持身躬头俯的姿势，杜深忠立在昏暗中，轮廓模糊，与黝黑的农屋融为一体。
农屋建于年，43年来，除了一些缝补式的修缮，屋内与初建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西边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少年时期的奖状，落款从年写到年。
东面墙壁灰黑，贴着杜深忠0年前写的《兰亭集序》，宣纸褶皱处落满灰尘。
房顶上是超过40年的梁木和椽木，身下的香椿木书桌已用了将近50年。
比物件还要年老的，是杜深忠自己。
除了腕肘处不易察觉的动作，杜深忠几乎静止，如同生长在书桌前的，一个同样老旧的家具。
昏暗的黑屋子里，他每夜写作，有时动也不动地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
一片灰黑色的阴影不分昼夜地站在桌前，妻子张兆珍常被眼前的景象猛然吓到，“每天写到半夜，像活死人一样，鬼一样！”
墙上贴的《兰亭集序》
香椿木书桌是杜深忠当兵复员回村后请木匠打的。
20岁出头时，杜深忠俯在书桌前闭门读书。
在沂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他读文学杂志，读四大名著，也读现代小说。
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后来又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这张书桌前，杜深忠一遍一遍地阅读，反复地抄写，心里感叹着，“写得太好了，太美了”。
无论是80年代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摘抄本和自己写的小说，还是《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都被他抛却在书柜深处。
曾经连去苹果地干活时都要偷偷揣本书的杜深忠，似乎平息了对文学的饥渴。
他拿在手里反复翻阅的是欧帖《九成宫醴泉铭》。
翻烂了3本书，写完了超过0令纸，写过书法的废报纸一年能卖00多块钱。
杜深忠几乎不踏出院门。
从前执着的那些追求，都随着时间从他身上一一抛下。
他早先是杓峪村唯一看《新闻联播》的人，现在，屋里的老式电视机出了故障，他没有再修。
“我今年68岁了，我只想做自己，提升自己。说出来有些可笑，这么大年纪，提升什么自己呢。我只是不想这么浑浑噩噩的。”
他曾经花费元——家庭大半年的开支，去沂源县的琴行买了一把琵琶。
他形容，“抱得美人归”。
从第一次在村庄喇叭里听到《春江花月夜》后，琵琶便成了他50多年的梦想，50多年的魂牵梦绕。
“琵琶声太美了，是圣乐，是天籁。”
买回家后，他骗张兆珍只花了元。
事后说漏嘴，张兆珍与他大吵一架。
“六七百块钱买这么个东西！要有这钱，我能干多少事儿！”
“人需要吃饭，他得活着。”
杜深忠一手指着桌上的煎饼，一手抱着琵琶，几乎愤慨，“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你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而现在，杜深忠抛下了琵琶。
曾经爱不释手的“美人”被装在琴盒里，躺在沙发上。
变成同样尘封在黑屋子里的，一件9年的老家具。
农民的本份，身处农民角色中被认为应当做的事，他也彻底抛弃了。
9月末的杓峪村空气冷冽，风里能嗅到苹果和玉米的果香。
沂源山区县道两旁，农民们支起摊位卖秋收的苹果和猕猴桃。
农户的屋檐下晾晒着捆好的玉米果实，有的人家玉米已经脱粒，一片片方正的黄色铺在地面。
杜深忠的两亩苹果地早在几年前承包给了别人。
山上还留有一小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至今仍在半山腰，无人采摘。
“他不出院子。赶集，买米买盐，油盐酱醋，人情世故，他都不管。熬了我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成。
“别人家男的要么去外面打工，他不干，钱挣不来。庄户人该管的庄户事儿也从来不管。整天追求那些虚的，空的，痛苦的只有我。”
谈起杜深忠，妻子张兆珍恨恨地说，语速极快，手没有停下包饺子的动作。
筷子碰撞着装韭菜豆腐馅料的盆，发出当当声响。
听着这话，杜深忠沉默着，不似从前争辩，俨然一个孤僻的失语者，背对生活。
他走出屋内，注视着院落正对的群山，打量着院里自然生长的一棵榆树，从前柔嫩的小枝条现在已经亭亭如盖。
“真是玉树临风”，杜深忠心想。
他的背影看来坚固。
只是回忆往事时，杜深忠称自己是“一个懦夫”。
尴尬的农民
坐落在半山腰的杓峪村道路盘旋，依60度向上延伸。
走在路上，杜深忠向前倾斜着身子，步速极快。
远远看见村里的人，他像羊一样低下头，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大，躲避着可能的寒暄。
见他经过，路边聊天的妇女立刻缄默，连孩子都停下了玩闹。
他们打量的目光黏在杜深忠身上，像是打量一个村庄的外来者。
“他是有点奇怪。”
被问到杜深忠时，村书记张自恩干笑两声说，他与村庄格格不入。
早在9年前，真正的村庄外来者——纪录片导演焦波驻扎杓峪村拍摄纪录片时，就已用镜头记录了杜深忠身为农民的尴尬。
天光渐亮时，阳光跨过破损的木头门槛，挤进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长的亮光。
杜深忠蹲在阴影里，左手拿着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着毛笔，在被光铺洒的空地上蘸着水写书法。
写完后，面对着冬季门框外苍黄的群山，他起身站立，注视着水渍缓慢变干，注视着字迹消失不见。
杜深忠颧骨高耸，双颊凹陷，紫黑色的脸上皱纹纵横，杂乱的头发纠结于头顶。
讲话时，能看到一半牙齿已经掉落，缺口空空荡荡。
穿着黑色破旧棉衣的老农民追着光影写《道德经》，年，焦波第一次与杜深忠遇见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象。
杜深忠在地上写字
“焦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杜深忠说。
焦波心中震荡。
传统叙事里，农民被强加上肮脏、落后、愚昧、麻木的符号。
而眼前的农民，“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
这次见面后，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国家电影局派给他的题目《乡村里的中国》。
年2月4日，农历立春时，摄制组租下村里的一个小院，拍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焦波曾在自己的老家山东淄博走访乡村，5天跑了十来个村子。
随着城市化转型，他发现多数乡村已在现代化夹缝中丧失了自我特性，变得“不城不乡”。
与模仿城市范式的其他乡村不同，位于沂蒙山区最深处的杓峪村仍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缝春鸡、咬春等习俗。
在经营苹果、樱桃等经济林果为主的杓峪村，沿着一条盘山小道，深沉厚重的农业文明与外来的工业文明在此进行着碰撞。
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逐渐松动、衰退，农民的生活也处在一种混杂的状态。
新与旧之间，焦波交出了他的答卷。
影片中，杜深忠的尴尬隐藏在他与妻子张兆珍的争论里。
家里种的玉米地被獾拱了。
妻子张兆珍恨恨地骂，叫杜深忠弄药把獾药死。
杜深忠不以为然，“你别看獾吃这点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
“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农民怎么没有保护？”
张兆珍利嘴地反驳。
村里的古树被村民刨倒，杜深忠远远望着觉得心痛，“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光看到这点钱了。”
话音未落，张兆珍打断他，“你又管不了。就在这儿穷发牢骚。现在有钱就行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胚。”
夫妻俩罕见的和谐时刻发生在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影片结尾，杜深忠弹奏琵琶，张兆珍唱歌，在不协调的曲调里勉强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调》。
歌曲结束，台上的人退场，杜深忠仍留在舞台上继续拨弦，目光专注。
他的全情投入和恋恋不舍看来滑稽，惹来村民的阵阵哄笑。
“下来，快下来！”
直到听到村民的起哄声，杜深忠才如梦初醒，提着小马扎，尴尬地离开。
年4月，《乡村里的中国》在国内公映，随着这幅具有内在广阔性乡村图景的展开，人们也看到了非典型农民杜深忠：他朴实深沉，保守着自己的审美与思索，还没有被生活俘获。
一时间，杜深忠受到媒体的